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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民拓土，闽族图腾 福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7000年前，福州就同黄河、长江流域一样进入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用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原始渔猎活动，并开始饲养畜类和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创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福州原始文化。 本世纪50年代以来，经过历次考古调查和发掘，福建省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数以百计，出土了大批遗物，其中以平潭壳丘头、闽侯昙石山等遗存最为丰富，并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壳丘头遗址 位于平潭县平原乡南垄村，是福建省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5590～7450年。它代表着闽台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遗址地处山麓坡地，东距大海约3公里，北距大海不及1公里，是背风向阳的好地方，很适宜远古人类居住。遗址散布范围约3000平方米。1985年福建省考古队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出21个贝壳堆积坑和1座墓葬。出土石器、骨器、玉器、贝器、陶器等遗物200多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片标本。其中石器打磨兼有。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少量泥质陶。成型工艺以手制为主，兼有局部的轮制技术。陶器表面的装饰，具有加固陶和增添美观的效果，多出现在夹砂陶器上，泥质陶则多为素面。装饰方法，分为拍印、压印、刻划、戳点几种。烧成的陶器，依用途划分，有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两类。生活用具数量较多，品种有釜、支脚、罐、瓮、壶、豆、盆、盘、碗；生产工具数量较少，品种为纺轮。
昙石山文化遗址 位于闽侯县荆溪镇昙石村，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典型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之一，距今4000～5500年，是一座高出江面20米长形山岗。这个文化遗址发掘面积达2000平方米，几乎是由当时人们丢弃的蛤蜊壳、贝壳、螺壳堆积起来的，有的地方厚3米左右，所以又称“贝丘遗址”。由于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考古学上将它命名为“昙石山文化”。该遗址自1954年以来，经过福建省考古队八次考古发掘，基本弄清上、中、下三层的地层叠压关系。中、下层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上层较复杂，包含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文化堆积。出土文物千余件，有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以及猪、狗、牛、虎、象、熊、鹿等兽骨。其中石器以小型石锛为主，还有石镰、石斧、石刀、石镞、石钺等。 根据对昙石山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及包含物的演变规律的科学分析，昙石山文化经历了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的陶系以红陶为主，灰陶较少，胎质以细砂和夹砂陶占多数。其中细陶已出现磨光现象。陶器素面居多，工艺以手制为主。器形常见圜底器和圈足器，品种有釜、壶、罐、碗、豆、簋等日用饮食盛贮器皿。 中期陶系以灰陶为主，黑陶次之，黄陶、红陶较少。胎质以夹砂居多，泥质较少。泥质陶表面流行磨光，装饰纹饰多样。成型工艺手轮兼用，轮制技术比前期较普遍应用。器形仍以圜底器和圈足器为主，出现少量的三足器。品种有釜、豆、簋、碗、罐、壶、杯、鼎、等生活饮食器皿，陶纺轮、网坠、陶拍等生产工具。 晚器陶系以橙黄陶、彩绘陶和黑衣陶为特色。胎质仍见夹砂和泥质两类,装饰较以前丰富。轮制工艺较以前进一步发达，能够制作较大型的器物。器形仍以圜底器和圈足器为主，出现平底器，三足器仍较少，品种有釜、豆、簋、碗、钵、罐、壶、杯、盆等饮食生活器皿，陶纺轮生产工具。 从考古类型观察，前后三期具有一脉相承的沿袭关系。陶器烧成与制作工艺逐渐发达，装饰纹样逐渐丰富，器形的演变嬗递显著。通过发掘的烧陶的窑基、取暖的火塘、房屋的残基和墓穴等，可以证实昙石山人在闽江下游，两岸临水合群而居，其社会活动以渔猎为主。已经过上定居的生活，有了原始的小村落。 黄土崙遗址 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一时期，福州地区的农业生产在新石器时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青铜生产工具用于农耕，提高了开发土地的能力。但福州青铜不发达，出土的青铜数量并不多，青铜农具尤少，这说明福州青铜器未被普遍用于农业生产。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制陶业、纺织业也相继发展起来，并出现了新兴的手工业：青铜铸造业和造船业。 黄土崙遗址，位于闽侯县鸿尾乡石佛头村鸿尾中学校园内，是一处较典型的青铜时代遗址，是相当于商周时期福建地区的土著文化。该遗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自1974年以来经过多次发掘，清理墓葬19座，出土或采集陶器、石器等文物标本近200件。陶器以泥质灰色硬陶占绝大多数，还有少量泥质红陶和红色细砂陶。装饰工艺应用拍印、刻划、锥刺、堆塑四种方法。成型工艺以轮制为主。器型以圜底器和圈足器并重，也有少量平底器，品种有豆、杯、罐、壶、尊、盂、勺、钵、釜、簋和虎子形器、垒形器等生活器皿，还有少量的纺轮、网坠等生产工具。黄土嵛陶器中，仿青铜礼器造型和装饰占据较大的比重，是一处深受中原商文化影响而又独具地方文化色彩的文化遗存。1984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实验室对黄土崙印纹陶文化层中采集的木炭进行“碳14”测定，确证它是距今325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遗物。从而可以推断，当时的福州地区已经随着中原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 古闽族 福州先民——“闽人”是当时的土著居民。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说：“闽，为东南越蛇种。”因为这里地处亚热带，自古多蛇，所以他们就以蛇作为图腾崇拜。他们生活在闽江流域和沿海一带，从事渔猎和原始的农业活动。古闽人也是百越的一支，善于造舟和用舟。《淮南子》载：“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汉书·严助传》载：越人“习于斗水，便于用舟”。 蛇王庙，位于闽侯县洋里乡后坑村。始建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清乾隆元年（1737年）、道光十六年（1836年）重修。庙坐北朝南，大殿前加左右配殿，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大殿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单檐歇山顶，穿斗式木构架，殿梁上有墨书。保存较好。为考证古代闽越族崇蛇习俗图腾提供实物资料。 连江发掘出一只独木舟，系用樟树树干制成，长7.10米，前宽1.10米，后宽1.50米，残高0.82米，两侧舷板由前向后斜起。据科学研究部门对舟体木材的测定，其上限为公元前290年，下限为公元前100年。此舟造型古朴，加工粗糙，但舟体有明显经过粗笨的金属加工的痕迹，可能就是闽越族人所造的鵃船。 福清东张遗址发现一座青铜时代的先民住房，面积为4.5米×3.5米，建筑在地面上，墙基用石块叠筑，靠面墙有一个用石块围筑的圆形灶坑，灶坑的周围有木炭、兽骨和夹砂陶片、彩陶片等，说明了当时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善。 《逸周书·王会解》记载：“东越朝问于周”，《周官》记载：“司隶掌帅四翟之隶——蛮隶、闽隶、夷隶、貉隶”，说明当时的闽族人不仅隶属于周朝，而且和中原地区一样进入了奴隶社会。但是，古闽族人在体形和生活习俗上，与中原华夏族都存在着差异。他们个子矮小，面短须少，鼻宽眼圆，习惯傍水而居，好水斗，善于驾舟行筏，常常沿江捕捞水生动物充饥，而且还有“断发文身”的特征。
无诸建城 闽越兴亡
古闽人经过商周时期的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和文化，在周初即已纳入王朝版图，向周朝朝贡。战国中叶以后，闽人逐渐演变为闽越人。秦汉之际，闽越族人建立闽越国，闽越文化同中原文化交融，经济、文化显著发展，这是福建文明史上的重要一页。 闽越族的形成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越王勾践六世孙无疆被楚威王打败，越国瓦解，越王族分散在江南海边，各踞一偶，有的称王，有的称君，都向楚国朝贡。这时越王族中的一支南奔入闽，他们带来了中原和吴越文化，同原有土著的闽族人结合，这就是“闽越族”的由来，也称“闽越人”。 无诸及冶城 无疆又七传至无诸，无诸自立为闽越王。秦统一六国后，向福建进军，公元前221年，在闽越人活动的区域设置闽中郡，废去闽越王无诸的王位，只封他为君长，将闽越族纳入秦朝统治。闽中郡的范围很大，除福建全境外，还包括浙江的温、台、处三州，江西的铅山，广东的潮、梅等地方。不过，闽中郡地外偏远，山高路险，秦王朝无法直接控制，因而福州实际上仍是闽越族的势力范围。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中国历史上爆发首次农民起义，各地纷纷响应。无诸也率闽越兵北上，跟随诸侯反秦。秦亡之后，项羽掌政令，不封无诸为王。同年，楚汉战争爆发，无诸又率兵协助刘邦打垮项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史记·东越列传》） 闽越立国之后，无诸建造了福州历史是最早的城池——冶城。冶城的面积不大，城内的居民主要是王族、官吏和守城士兵。历史上，冶城地望问题长期存有争议。但随着近年来考古资料的不断充实和揭示，冶城建于福州城内一说已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现在的华林寺和钱塘巷都是冶城的故址。 许多近几年在福州屏山一带出土的汉代文物。如汉代绳纹板瓦、筒瓦、篆有“万岁未央”字样的瓦当、印有龙凤呈祥纹饰的“万岁”瓦当和云纹箭镞瓦当等文物，以及汉代夯土台基、木桩基座等照片，福州屏山省财政厅建筑工地发掘出成规模的汉代文化堆积层这些都是冶城在福州城内最直接的实物证据。 闽越国兴亡 在闽越国短暂的92年（前202——前110年）统治时期，闽越地区经济得以较快地发展，国势日强，但后期与汉廷发生磨擦，导致汉廷派强兵攻打，闽越国最终走向灭亡。 闽越重新立国后，大兴冶炼业，推广铁器具，发展生产，从而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闽越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当时铁制农具有犁、锄、锸、镢等；铁制工具有斧、锤、凿、锯、环、环首刀、曲形铁条等；兵器有矛、刀、剑、匕首、镞等；并已使用得相当广泛，普及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这说明闽越国已拥有十分发达的冶铁技术。闽越国还有较为发达的建筑业、纺织业、造船业、制陶业和交通业。同时，闽越国的军事力量也相当强大，其“甲卒不下数十万”。
汉朝统治的确立 无诸逝后，其子郢即位，因试图吞并东瓯和南越等邻近小国，反复与汉廷发生磨擦。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派兵攻打南越，汉武帝震怒，派严助率兵赴闽。但汉军刚到边境，郢的弟弟余善便杀郢降汉。接着，汉廷废掉闽越王封号，改封繇君丑为越繇王，又封余善为东越王。余善统治闽越初期，与汉廷相安无事大约22年。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汉。初始，余善请旨率兵八千，援助汉将杨仆作战，但兵到揭阳时，却以海上风浪为由，滞留不前。汉廷见其反复无常，便认定他与南越密通。在杨仆灭了南越后，命其进军闽越边界驻扎。余善见状，先发制人，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主动攻击汉军，连克白沙、武林、梅岭三要隘，并击杀汉军三校尉。此时余善以为自己完全可以与汉廷抗衡，便擅自刻制玉玺，自称东越武帝。因此激起汉廷更大震怒，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派朱买臣率领大军，兵分四路进攻闽越。此时，余善筑六城以抗击汉军，但因不敌汉军的凌厉攻势，不得不退守王都冶城。汉军水陆并进，攻势更猛，激发闽越内部发生兵变，建成侯敖和繇君居股响应汉军，杀掉余善，并献城归汉。 经过了上述事件之后，汉廷认为闽越屡降屡反，反复无常，遂把大批闽越族人（主要是贵族、官僚和军队）迁往江淮一带，从而彻底结束了闽越长达92年的统治。闽越国灭亡后，躲过强迁江淮浪潮的闽越人，又在闽中重建家园。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汉廷在闽越故地设立福建历史上的第一个县——冶县，并将其隶属于会稽郡。至此，汉廷统治势力正式伸入福州，闽越族统治集团进一步汉化，这是封建社会制度在福州确立的标志。东汉建武二年（26年），汉廷在闽中设立边防军，福州成为其指挥机构“侯官都尉”的驻地。东汉建安元年（196年），冶县改为侯官县。同时，福建又增加了建安、汉兴、南平、建平等四县。 闽越遗迹 闽越国虽然灭亡了，但在福州留存大量的遗迹和传说，折射着闽越国历史的辉煌，是福州2000多年城市文明的佐证。 欧冶池，位于省财政厅范围内。它是汉冶城的重要标志之一，相传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铸剑专家欧冶子铸剑的地方。 越王山，就是现在的屏山，是闽越国的发祥地。这里的玩琴石，相传为闽越王鼓琴处。 于山，位于鼓楼区五一广场北面，传说闽越王每年九月初九在此登高，大宴宾客，故又名九仙山，山上有炼丹井。 大庙山，位于台江区福州四中，传说无诸曾在山上筑台接受汉王朝册封为闽越王，后人就在台旁筑庙纪念，故名为“大庙山”。 白马王庙，位于晋安区鼓山西麓。相传闽越王郢的儿子喜欢打猎，在鳝溪曾射死一只危害百姓的巨鳝，后人为了纪念他，在溪畔建了白马王庙。 新店古城，位于福州北郊新店村，在那里发现有汉代的板瓦、筒瓦以及城墙遗址。 衣冠南渡 晋建子城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一直处于政权分裂和地方割据状态。这时的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百姓们流离失所，但地处东南一隅的福建地区，政局相对稳定，于是，大批中原百姓南迁来闽。这些移民带来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福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南北大融合 战国中期以后，中原文化与闽文化的交融渐次密切。到了三国时期，吴国统治势力伸入福建，中原人陆续南来。尤其西晋末年，中原板荡，衣冠士族大批南迁入闽，出现南北文化的第一次大融合。 孙吴进军闽越 为了扩展疆土和巩固后方，汉末崛起于江东的孙吴政权，在占据江苏一带地方后，便向东南方向进军。自公元196年至257年，孙吴前后花了62年时间，五次兴师入闽，才基本确立了对福建的统治。 为了巩固对闽中的统治，孙吴政权于建安八年（203年）把南部都尉从浙江迁到建安。建安十二年（207年），又分东侯官之地为建安县，将闽中的县份增至五个。吴永安三年（260年），撤销南部都尉，改设建安郡，以文治代替武治。当时的建安郡十分繁荣，已有3,042户，计17,686人。 西晋统一全国后，由于福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便从建安郡析出一部分地方，设立新郡——晋安郡。晋安郡辖八县，即：侯官、原丰、温麻、晋安、同安、新罗、宛平、罗江；郡治设在原丰县（今福州）。此时的福州已成为福建的第一大城市，是北方南迁汉人理想的首居之地。 衣冠南渡 西晋末年，中原地区战乱，大批士族纷纷逃来南方各地避难。其中一批于永嘉二年（308年）蜂拥入闽，主要有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姓，史称“衣冠南渡，八姓入闽”。这是中原地区人民第一次大规模南迁，也是北方汉人与闽人的一次大融合。“八姓”入闽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定居在福州地区，使晋安郡的人口激增一倍以上。 乌石山道士井是当时的林姓居住处，黄巷是当时的黄姓居住处；现在还有他们的一些族谱。 晋安之乱 从西晋到东晋的早、中期，由于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但是东晋政权代表的是门阀世族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因而其后期的政治日趋腐败，结果不仅统治者内部矛盾重重，其与广大劳动人民间的阶级矛盾也更为尖锐。到了东晋末年，即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不堪奴役之苦的广大农民，爆发了以孙恩、卢循为首的农民大起义。举事农民以五斗米道为掩护，自先在浙江海上发动起义，随即登陆攻占上虞，旬日间响应者达数十万人之多。次年卢循率众攻入晋安（今福州），晋安太守不得不接受其符书并供其调役。在福州一带，卢循坚持了三年时间，终因寡不敌众，转而乘船去番禺（今广州）。卢循余部漂泊于江海间，其中有一些散落于福州地区沿海一带，称为“泉郎”或“游艇子”，以船为家，或兼结庐江畔，但可随时迁徙。“泉郎”对福州地区的海运事业和国际贸易都有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南朝梁、陈时期，豪强割据的很多。其中与闽中有关的有留异、周迪、陈宝应三人。陈宝应为侯官人。其父陈羽乃晋安豪霸，屡屡煽动人们在晋安击杀郡将，而后他又勾结官府进行“剿破”，从中骗取官府信任，进而攫取了一郡兵权。侯景之乱时，晋安太守萧云将政权交与陈羽，羽因年老只能主持郡务，而把兵权交给陈宝应。梁时陈宝应被授为闽州刺史，领会稽太守。陈文帝天嘉二年（561年）陈宝应的岳父留异造反，次年败逃晋安，投靠陈宝应。后陈王朝派强兵入闽讨伐，陈宝应全军覆没，逃往莆口（今莆田），被擒获，并押解往建康斩首。从此，结束了南朝梁末以来闽浙赣的割据局面。 晋安郡的建立 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西晋在统一全国后，即于太康三年（282年），从建安郡分出一部分地，新置晋安郡。晋安郡的郡治设在原丰县，就是今天的福州。
严高凿西湖、修子城(ç'è) 晋太康三年，晋安郡设立后，首任郡太守严高，在越王山南麓，修建了面积比冶城大好几倍的子城，以为郡城。在建造子城的同时，严高发动劳动人民，分别开凿了东湖和西湖，以灌溉农田，并防止郡城遭受水灾。东、西两湖分布于子城北面的东、西两翼，周围各二十里。当时的一城两湖，蔚为壮观。现东湖已不存，但西湖成为福州市民喜爱的消闲胜地和外地游客的游览景点。 怀安窑址 两晋时期，福州手工业十分发达，除了建筑、烧灰、砖瓦、金银首饰等行业外，纺织业和陶瓷业更呈空前发展状态。南朝时，福州的锦缎以质量上乘著称于世，而1965年在福州北郊二凤山出土的寿山石猪俑，距今1500多年悠久历史。福州北门外、西门外、长安山、桃花山等地发掘的两晋和南朝墓葬中，出土了不少青瓷器。其特点是品种多样，造型优美，釉色晶莹，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相当高的制作技术水平，说明当时福州已有规模较大的瓷器制作工场。1962年在洪塘乡怀安村的天山马岭，发现福建迄今最早的有纪年窑址——怀安窑。现存范围约10万多平方米。该窑于1982年进行考古发掘，出土15,000多件遗物，其中窑具约1万件，器物5千多件。瓷器的造型有盘口壶、双系罐、四系罐、高足盘、高足杯、敛口钵、实足深腹碗、托钵、八足砚等。窑具有圆柱形托座、齿形垫座等，粘土制作，表明该窑瓷器使用叠烧工艺，在龙窑中焙烧成品。其烧造的年代从南朝开始至唐代中晚期，持续了360多年。199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造船及海运的发展 福州从汉代起就有海外贸易。孙吴时期，闽江下游的生产、商贸和海上交通都有较大的发展。在农业生产方面，已摆脱西汉时期火耕水耨的落后状态。吴建衡元年（269年），朝廷在侯官设典船校尉，负责督造船只，同时在沿海的吴航、温麻等地建立许多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场，利用丰富的林业资源，营造各种船舶。“弘舸连轴，巨舰接舻”。历史资料表明，此时的福州，已成为吴国的重要造船基地。随着造船业的发展，福州地区的海运事业日趋发达。吴黄龙二年（230年），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前往台湾、菲律宾等地，这是汉族人民到达台湾的最早记录。 道教和佛教的传入(çOè) 先期时期，福建主要是闽族的聚居地。其时，民间信仰原始宗教，如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汉以后，由于福建和中原的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三国以后，随着大批汉人的南迁入闽，汉族固有的对山川水火、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和动、植物的崇拜，也同时传入福建。从而，北方的移民也带来了道教活动。三国名医董奉，由于他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道人，死后便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神灵。两晋南朝时，郑隐、邓伯元、王铉甫、褚伯玉、葛洪等也先后入闽，隐居在名山胜地修炼。 汉时，佛教已从印度传入中国，但直到晋太康年间，才开始传入福建。晋太康（282年），福建第一座佛寺——绍因寺在福州兴建之后，至两晋和南朝时期，又相继兴建了东禅寺、南禅寺、西禅寺、开元寺、法海寺和北郊的芙蓉山寺、九峰寺、瑞峰林阳寺、象山崇福寺，以及闽侯的雪峰崇圣寺、十一都灵塔寺、十四都药王寺等。尽管这一时期的佛教尚未达到鼎盛时期，但资料表明，唐以前福州已有寺庙36座。当时福州的大寺院一般都有大量田产。除了寺院中的僧众外，社会上还有信奉佛教的居士林，其发展的佛教弟子俗称“林友”，为数不少。 闽王治闽、劝"农"兴"学" 隋朝统一全国后建立的中央集权统治，结束了东晋以来的门阀政治局面，但同时也导致了一些地方势力的武装反抗。另外，由于隋炀帝的昏庸与残酷统治，更引发了农民的强烈反抗。故在隋朝短短的33年中，福州历经了高智慧割据和郑文雅等起义。而到唐、五代时期，福建相对较为安靖，因而这一时期福州地区的经济、文化及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的繁荣景象。
唐代的福州(çOè) 唐代，自“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进入了全盛时期。这为福建、福州的开发和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安史之乱”时，中原战乱频仍，福州僻处东南一隅，却又成了偏安的一方乐土。 福州名称的出现 从两晋到唐初，福州地区的建制不断变更，因而地名也时有变动，出现晋安、昌都、晋平等郡名，以及闽州、丰州、泉州等州名。直到唐开元十三年（725年），闽州都督府改为福州都督府（据说因当时州西北有福山而定），“福州”名称在历史上首次出现。后来，福州的建制在各个时期虽仍有一些变更，但作为地名的“福州”二字大多保留，直至今天。 唐代经济的发展 由于政局稳定，唐时福州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随之人口也大量增加。其时，福建有11个县，其中福州就占了5个，即闽县、侯官、长乐、福唐（今福清）、连江。 从三国时期至晋代，福建的开发均偏重于山区。到了唐代，则将重心移向沿海。作为福建沿海四大平原之一的福州盆地，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 为了发展农业，唐时福州特别重视兴修水利。一是开挖湖塘，用以灌溉；二是在沿海围垦造田，扩大耕地面积。由于水利的兴修，以及耕作技术的提高，当时福州已种植双季稻，并普遍栽种了荔枝、龙眼、柑桔等水果。在晚唐时，闽荔一度作为贡品。福州方山（五虎山）的茶叶“露芽”也成为全国名茶之一。
封建时代，盐铁是国家的重要财源。唐时管理盐场的机构称为“监”，而侯官则被列为全国十监之一。当时福建有六个县产盐，其中四个县属于福州，即侯官、连江、长乐、长溪。 唐元和二年（807年），福建观察使陆庶主持开辟一条从福州经延平（今南平）直抵京师的陆路驿道。从而保证了商旅往来的交通安全，并加强了福州地区与朝廷的联系。 李椅、常衮的兴教 古代福州由于偏处东南，文化教育较为落后。唐时，福州的文化教育事业有相当的发展。大历七年（772年），福建都团练处置观察使兼福州刺史李椅，对教化提倡甚力。常衮继任后，在兴文重教方面，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绩。他任职时，广设学塾，招收英才入学，并亲自指导诸生写作文章。在常衮的努力下，闽人皆以不学为耻，福建各地士子尚学成风。因而，由此至唐末的百多年间，福建中进士者有74人之多，闽中的人才之盛可与中原文化发达的地区相媲美。
唐代城墙，位于今鼓楼区中心地带。唐天复元年（901年），王审知在子城外圈筑罗城，方圆四十里。城墙全部用钱纹砖砌成，高6.6米，厚5.6米，共8个城门，是福建省最早的一座砖城。 乌塔，(çOè)正名“崇妙保圣坚牢塔”，位于鼓楼区乌石山东麓。后晋天福六年（941年）闽王王延曦称帝，为自身和眷属以及臣下祈福，在唐贞元无垢净光塔旧址兴建此塔。原计划造九层，天福九年，在部属政变中延曦被杀，塔仅建七层草草结束。今塔高32.86米，用花岗石砌建，平面呈八角形。塔基为须弥座，转角设倚柱，每层叠涩出檐，檐角雕有石佛。第一层一面开门，七面设龛，其余各层二面开门，六面设龛。龛中供浮雕佛像。塔内曲尺形阶梯供攀登，塔身外有回廊，周环栏板，塔顶饰葫芦刹，造型雄伟端庄。196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白塔，正名“报恩定光多宝塔”，位于鼓楼区南门万岁寺后。唐天佑元年（904年），王审知为亡过父母超荐冥福而建。初建塔七层八面，砖砌轴心，外施木构，通高80米。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重建，砌轴心改为塔身，七层八面葫芦状塔刹，高45.35米。199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仙塔，位于连江县城。唐大中三年（849年）建造。原为护国天皇寺塔，寺毁塔存，民间俗称仙塔。用花岗岩石砌造，仿阁楼式结构，八角、空心，仅两层。粗犷古朴，富有唐风。 侯官塔，闽侯县侯官的“镇国之塔”，俗称“侯官塔”。建于唐末。
王审知治闽 王审知（862～925年），唐光州（今河南）固始人。他不仅“知五典”，还精通“韬略之术”。20岁开始从军。唐景福元年（892年），奉其兄王潮之命，率军攻打福州。景福二年（893年）攻下福州，平定全闽。乾宁四年（897年）冬，王潮病卒，王审知继位。先是暂称福建留后，继而唐朝廷授其为威武军节度使、福建观察使，并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封为琅琊郡王。唐亡后，他向后梁进表纳贡。后梁开平三年（909年），朱温加授王审知为中书令、福州大都督府长史。同年四月，又封他为闽王。因而后世多称其为“闽王”或“开闽王”。王审知卒于后唐同光三年（925）十二月，时年64岁，谥号忠懿。 王审知在福州执掌福建军政大权前后达29年，堪称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位明智的政治家。他的治闽业绩，成为福州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篇章。王审知统治时期，以史为鉴，以民为本，采取了“保境息民”的治国方略，使闽中在唐末五代军阀割据混战的年代，能有30年之久的安靖，为福建和福州的经济、文化发展赢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十八姓”从王入闽 唐末，中原藩镇割据，各方混战，王审之入闽时，带来并安置了大批中原流民，这是继“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南迁入闽的又一个高潮。其中，主要是跟随王氏兄弟南下的光州固始和寿州人。所以，历来有“十八姓从王”之说。事实上，这时北来的姓氏远不止十八个。这些南下的中原人民，带来北方的新文化和新技术，促进了福建的生产发展。
“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 对于拥兵一隅、政权自治的王审知来说，在当时具有显赫的地位。当他封王之后，有人就劝他称帝，但他得黄滔等人之助，力排众议，提出“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他的这一举措，不仅令时人，而且也让后人敬佩。正是由于他的“自知之明”，才使当时的福建人民安居乐业，才使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一度辉煌的闽国。 劝“农”、兴修水利 王氏兄弟入闽时，由于战乱的破坏，许多地方田园荒芜、人烟寥落。王审知执政后，号召流亡在外的农民还乡生产，派人帮助回归的流民修复房舍，并借贷给他们耕牛、犁耙、种子等，以鼓励农耕。同时，他还大力兴修水利，提倡围海造田，以扩大农业生产，力争旱涝保收。他又鼓励农民种植茶树，发展茶叶生产，鼓山的茶叶还成为贡品。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福州地区很快出现“酒肉如山过新年”的五谷丰登气象。 兴四门学 王审知是个胸襟开阔、礼贤下士的人。为了广纳人才，他在福州和泉州设立招贤院，招收四方博学多才之士。这样，一方面使在外做官的闽籍人士先后返闽任职；另一方面引得中原各地的名士也纷纷入闽相投。不管是闽籍还是外来人士，王审知都一一量才录用，其中许多人还得到了重用。从外地归来、曾任京兆府参军的翁承赞，王审知任之为相。翁承赞、黄滔建议大兴四门学，以教闽中之秀者。王审知即予采纳。于是福州的文化教育越出门阀子弟推广到民间，出现了“千家灯火读书夜”的景象。 发展对外贸易 王审知在开辟航线和开发港口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为了招徕海内外商贾，王审知在建设福州本港的同时，不惜投下大量人力和物力，开辟甘棠港，使当时福州地区不仅有着繁盛的海内贸易，而且海外新罗（今朝鲜半岛）、占城（今越南中部）、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巴邻旁）等国家和地区同福州也有贸易往来。说明早在一千年前，福州就已成为国际商港了。 由于商贸发展的需要，王审知专门设立商务与海外贸易机构——都榷货务，并派手下重臣张睦任榷务使。张睦忠实执行王审知的商务政策，改革税制，繁荣商贸，使得政府的商税收入大大增加，从而有力充实了的财政。 海外商贸的发展，大大促进了造船业、陶瓷业和其他手工业的发展，使闽国一度出现经济腾飞。 为促进商品流通，王审知于贞明元年（915年）在汀州宁化置铅场，铸铅钱和铜钱；龙德二年（922年），在福州铸造大铁钱，以“开元通宝”为文，以500文为贯。 王审知重视福州城市建设，对福州城市发展颇有贡献。唐末中和年间，福州三山还在城外。唐天复元年（901年），他扩建福州城墙，在子城之外建罗城，周围长40里，筑有大门、便门和水门，并挖护城河，建有通津门桥、去思桥等。梁开平元年（907年），又在罗城南北两面，扩筑南夹城与北夹城，形如半月，又称南北月城，计周长26里4800丈。大城建有福安门、清平门、清远门、安善门、通远门、通津门、济川门、善化门等八个城门，南月城有登庸门、道清门，北月城有道泰门、严胜门。第二年，在福州正街毛应桥南筑还珠门，又建安泰桥和沙合桥（九仙桥）。此外，对福州城的内河沟渠也进行整修与改造。扩建后的福州城面积比旧扩大七倍多。 人文荟萃 海滨邹鲁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国向赵氏纳土称臣，宋朝在建国18年后才取得对福建全境的统治。宋至道三年（997年），设福建路，下辖福州、建州、泉州、汀州、漳州、南剑州六州和兴化军、邵武军二军。到了北宋末年，北方大部分领土被金兵占领，中原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但福州远离战场，人们仍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于是中原汉族人民，第三次大规模南下入闽，福建经济、文化全面发展。作为福建中心的福州，地位日益重要，宋末一度成为临时京都。
程师孟与光禄吟台 程师孟（1015～1092年），江苏苏州人，北宋官员。宋熙宁元年（1068年）以光禄卿知福州。任内为政简严，有“东南之最”之誉。公余常游览闽山法祥院，勒“光禄吟台”于石，并吟诗志之。改知广州后，福州人民感其恩德，在乌山为其立祠。 曾巩与道山亭 曾巩（1019～1083年），江西南丰人，北宋文学家。宋熙宁十年（1077年）知福州。在福州任职一年零一个月，撰有诗文五十多篇。《道山亭记》记述乌石山风景，描写福州城貌，涉及风土民俗，是一篇传诵相当普遍的名作，道山亭亦借此名垂千古。 张伯玉与植榕 张伯玉（1003～约1070年），福建建安（今建瓯）人，北宋官员。宋治平年间（1064～1067年）福州太守，擅长诗文。他饮酒百杯，作诗百首，号为张百杯，又称张百篇。张伯玉在任期间，号召百姓按户种植榕树，福州出现“绿阴满城，暑不张盖”的景象。 蔡襄与水利 蔡襄（1012～1067年），福建仙游人。书法家，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大家”。宋庆历四年（1044年）蔡襄第一次任福州知州，组织百姓修复古五塘，使大片农田受益，一直沿用至清代。宋嘉祐元年（1056年），蔡襄再知福州，次年扩大闽县东边的护城壕，使其通向闽江。这就是今天福州著名的运河——晋安河。
陈襄与理学 学 陈襄（1017～1080年），侯官人，北宋理学家、良吏。宋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任浦城县令中，秉公断讼；捐资修筑校舍，并亲往授课。知河阳、常州时，教民种稻，疏浚运渠，发展教育。与陈烈、周希孟、郑穆合称“海滨四先生”。 黄裳与《道藏》 黄裳（1043～1129年），福建南平人，北宋大臣。宋政和三年（1113年）出知福州。政和六至七年，领宋徽宗旨，在于山天宁万寿观监工镂版刻印《万寿道藏》。这是中国最早官版雕印的道教总集，内容丰富，共计5481卷。 李纲与桂斋 李纲（1083～1140年），福建邵武人，南宋大臣，抗金民族英雄。南宋高宗时为相70日，被投降派排斥落职。晚年退居福州，卒葬闽侯大嘉山。清道光八年（1828年），林则徐主持在西湖荷亭建李纲祠堂，并在祠旁建屋植桂，名“桂斋”。
张元幹与《芦川集》 张元幹（1091～1161年），永泰人，南宋著名词人，曾随李纲抗金。他的词豪迈雄壮、悲痛苍凉，是上继苏轼、下开辛弃疾的豪迈派词人代表。著有《芦川归来集》。 梁克家与《三山志》 梁克家（1128～1187年），福建晋江人，南宋大臣。宋绍兴三十年（1140年）状元。淳熙六年（1179年）、八年两度知福州。政余广搜人文、物事、风俗、掌故，编纂成现存福州第一部地方志——《三山志》，内容包括当时福州所属12县地方文献，是福州的重要历史文献。 朱熹与闽学传播 朱熹（1130～1200年），江西婺源人，生于福建尤溪，南宋哲学家、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集理学之大成，被视为理学正宗；其学派被称为“朱子学”、“闽学”，对后世影响极大。朱熹多次来福州，遍历市郊、长乐、连江、闽清、福清等地。曾与赵汝愚同游乌山和鼓山，并曾讲学于福州于山石室、闽县龙津书院等处。 辛弃疾与西湖 (ç'è)辛弃疾（1140～1207年），山东济南人，南宋著名词人。宋绍熙年间两度知福州，写下不少吟咏福州美丽山水的诗篇，其中对福州西湖吟咏尤多，收入《稼轩词·七闽之什》，至今脍炙人口。 经济繁荣 在两宋的三百多年间，由于宋初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也因地处南疆，免遭兵燹之祸，福州百姓基本上过着平靖的生活，福州经济又有相当程度的发展。 修筑城池 两宋时期，福州的户数和人口不断增加。为了适应人口增加的需求，也为了军事上防御的需要，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刺史钱昱在原子城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增筑东南夹城，是为“外城”。这是福州历史上范围最大的一座城，并建有敌楼。到了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程师孟又就子城旧址加以修复和扩展；同时疏浚护城壕，并架桥12座。后来在南宋绍熙二年（1191年）和咸淳九年（1273年），又分别两次修复过外城。 推广双季稻 随着围垦造田、水利建设，以及农耕技术的进步，宋时福州的农、林业生产大幅度提高。据史料记载，当时双季稻获得了普遍推广。福州还从越南引进占城稻，大面积推广，并从“早占城”培育出“晚占城”良种。到南宋时，福州水稻良种已达二十余种。
丝织品 宋元时期，福州设“文绣局”，编织物为贡品。福州的南宋黄升墓和茶园村夫妻合葬墓出土大量南宋丝绸服饰，做工精美，质地优良，是中国古代丝绸艺术品中的瑰宝。 陶瓷 宋代福建瓷器名闻全国。其时，瓷器分黑瓷、白瓷、青瓷三种。1949年以来，连江、福清、闽侯等地都发现有青瓷窑址，这些窑址均以烧制精美的珠光青瓷而著名。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位于福州近郊城门的龙瑞寺，建造了两座九层、八角形、高约7米的“千佛陶塔”（现已移置鼓山涌泉寺前）。塔身上雕刻有千尊莲花座佛，还有其他动物花木等图案。是福州古代陶瓷工艺中的瑰宝，对研究宋代建筑风格和陶瓷技艺特点提供了实物资料。 矿冶 宋代福州是全国产铁州和产银州之一。冶炼技术已相当发达，其中玉林场年产银2821两。铁场有19处，所产铁器销往温州等地。铸于宋代的福州开元寺铁佛，高5.3米，宽4米，重约10万斤，是中国东南最大的铁佛。它的铸成，说明当时的福州已有大容量的化铁炉冶巷，相传是宋代冶铸之所，闽侯廷坪银矿在当时是重要的产银区。 寿山石雕 寿山石，学名“叶腊石（化学式：AL2O3·4SIO2·H2O）”。石质脂润，品种繁多，色彩瑰丽，柔而易攻。因产于福州北郊的寿山乡而得名。福建的寿山石雕，历史悠久，技艺精湛，以善于利用石质纹理、天然色泽而著称。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南朝，寿山石雕就已用作随葬品。两宋时期，寿山石雕艺术进一步提高，其表现手法丰富多彩，曾与脱胎漆器、角梳并誉为福州工艺品“三宝”。 造船业 (ç-è)宋时福州已成为全国造船业的中心。福州工匠已掌握了全国一流的造船技术，并逐渐转向民间造船。据考，那时已能制造载重量很大的“三千斛”大船。这种船带多根桅杆，构造坚固，隔舱防水，并配有指南针以辨认航向。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张浚奉旨在福州一次治办海船达千艘之多。 海外贸易发展 造船业的兴盛，大大促进了福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福州港进出的海舶很多，呈现“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繁荣景象。福州不仅有为外商提供舶船的“番船工”，还有一大批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位于闽江入海口北侧定海海底发现古沉船，打捞上来大量宋、元时期的陶瓷制品和其他文物，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福州海外贸易的兴盛。
福清少林院 早在宋梁克家所著的《三山志》中，便有关于“少林院”的记载。但长期以来，少林院究竟在何处，一直是个谜。1993年，在福清东张镇少林村，人们终于发现了少林院遗址。1995年省、市考古队开始进行考古发掘。结果表明：少林院依山势而建，呈阶梯状分布，院的七殿进深175米，主座及两帝厢房宽67.5米，占地面积约1.18万平方米。其中出土的20多件瓷器上刻写或墨书有“少林”、“少林院用”、“少林大王”、“少林常住”、“少林会司”等到字样。此外，在遗址周围发现刻有“少林当山僧……”“少林院沙门……”的石盂、石桥板，以及石药臼、石槽、石碑等数百件文物，还有和尚墓——北宋时期典型的四方塔林。在发掘中，考古工作者了解到：遗址第三层出土的文物属于南宋时期，第四层的则属于北宋时期，说明少林寺的繁荣是在两宋时期。 宋定行都 宋末，福州曾一度作为临时京都，宋端宗赵昰在此即帝位近半年，开展轰轰烈烈的抗元斗争。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三月，宋都临安（今杭州）被元军攻破，宋恭宗赵显被俘。益王赵昰、广王赵昺浮海南下，三月到达福州。五月，益王赵昰在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辅佐下，在福州登基，称端宗。升福州为福安府，定为行都，改年号为景炎。不久，民族英雄文天祥也到福州。福州一时成为南宋政权抗元救亡的中心。
濂浦平山福地 南宋首都临安陷落后，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拥益王赵昰由海路南下，入闽江口，在福州立国称帝，升福州为“福安府”。赵昰君臣曾在福州市郊闽江南岸的濂浦（今林浦）村平山驻跸，号令天下，坚持抗元。元兵占领福州后，濂浦乡人怀念赵氏君臣，为避下视听，巧妙地改称“泰山庙”，塑赵昰像为“泰山”，陪祀的有“二爵主”赵昺、“丞相”陈宜中、“信国公”文天祥、“赵国公”张世杰、“洋澳状元”陆秀夫等。入明之后，每年还定期举行“迎泰山”活动，沿袭至今。 民族志士 在抗元救宋的斗争中，涌现出不少民族志士。高应松（？～1275年），长乐人，宋开庆元年（1259年）进士。累迁礼部员外郎，翰林院权直。临安城破时，随宋恭宗被俘，绝食而卒，正气节义为后人称颂。 元代的统治 蒙古贵族建立的元王朝在福建的统治，始于至元十四年（1277年），终于至正廿七年（1367年），为时90年。至元十五年三月，在泉州设福建行中书，三年后迁至福州。由于福建曾是南宋的抗元根据地，福州又作过南宋的“行都”，因而元朝当局对福州的管制甚严，在整个元代福州各方面都进步不大，农业衰落，人口减少，但城市商业却畸形繁荣，当时福州仍是东南著名的都市之一。
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圣墓 由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外族人增多，福州在元末明初时便出现首座清真寺。该清真寺东临大街（今八一七北路），西傍民居，南抵官贤坊（今道山路），北至万寿巷（今安乐巷），深、广各三十余丈。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该寺毁于火。同年冬重建，历时八年再度落成。重建后的清真寺，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保持了中国传统建筑形式。 伊斯兰教圣墓位于鼓楼区梅峰路。墓为亭式建筑，坐北朝南。圣墓在墓亭内，亭方形，纵横8.5米，高4.5米，石基础，四面砖墙，人字瓦盖顶。石门楣为半月形，高0.8米，均有阿拉伯文题刻。石门框和石门楣的题刻表明墓主名伊木·玛尔贾德，死于元大德十年（1306年）。墓长方形，三层，塔式，花岗石叠砌，下层宽1.4米，高0.32米，长2.4米。中层宽0.8米，高0.36米，长1.8米。上层宽0.3米，高0.32米，上部尖形，长1.2米。正面内墙上方书“西域武公舍黑墓”。1983年8月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福清瑞岩弥勒佛造像 元代尊崇佛教，因此元兵入闽时虽大肆破坏，但各地的寺观却未受损害。被誉为“江南第一佛”的瑞岩弥勒佛石像，于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年），由邑人吕伯恭召集工匠精心雕琢而成。该巨型弥勒造像，高6.4米，宽8.9米，厚约8米，盘腿而坐，双耳垂肩，笑容可掬，其腰腹间还有三尊小佛。瑞岩弥勒佛像是福建省最大的佛教造像，与泉州的道教老君岩相媲美，1996年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元代寿山石雕 元代是寿山石雕重要的发展时期。展厅里展出的寿山石雕都是从福州市新店镇西陇村胭脂山元墓中发掘出来的。它们造型多样，做工精致，是不可多得的寿山石雕中的精品；部分展品曾进京参展。 马可·波罗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时，曾到过福州。他在游记中描述了他眼中的福州，赞美福州是“闽国美丽的首都”。 港口勃兴 外贸鼎盛 福州在元朝的最后十年间，由于福建统治者的内讧和色目人的反叛，又历经了一次兵灾祸害，以致生灵涂炭、田园荒芜。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派兵分三路进攻福州。其中一路由汤和与廖永忠率领，从明州（今宁波）出发，浮海入闽，率先攻破福州城。次年初，莆田等13县皆归附明军。汤和遂率兵攻取时为福建行省平章的元将陈友定所据守的延平。陈因孤立无援，战败被俘后送南京处决。于是福建全境遂归明朝统治。 明兵入闽，纪律严明，与90年前的元兵入闽迥然不同。此后，在明、清统治时期，由于统治者采取减轻赋税、休养生息和惩贪奖廉等措施，福州的社会经济得到复苏，对外贸易进入鼎盛时期，手工业领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文化进一步发展，名人辈出，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 政治社会状况 明代初期，由于推行力革弊政、轻徭薄赋等政策，福州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郑和七次下西洋，对繁荣福州地区的工商业起了很大作用，并奠定了福州在当时全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在抗倭斗争中涌现出不少抗倭名将，他们在福州百姓中留下心碑。 清初，官府对百姓进行苛征暴敛；为了加强对福建统治，清廷还实行“圈地”、“海禁”、“迁界”等一系列严厉措施，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以后才逐步调整政策，使经济复苏，并走向繁荣。
郑和下西洋 (ç-è)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宏大的船队，前后七次出使西洋，历经30多个国家，与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国际友好关系。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他的船队通常由苏州的刘家港启航，南下后屡次进入闽江，停泊在长乐吴航头和三江口，以便候风、补给、募兵，为远航作充分准备。因此船队停泊的时间短者一、两个月，长则达一年半载。不仅为福州地区培养了一批“军校”、舵工、水手和各种航海技术人员，而且增加了商品的输出、输入，全面推动了福州内外贸易、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发展。 郑和在长乐留下许多遗迹、遗物。其中由郑和撰文的《天妃灵应之记碑》，碑高1.62米，厚0.16米，刻有碑文1000多字，记述了郑和每次下西洋的日期、船只、人员、到达的国家和所办的大事，是第一手记录资料，对订正和补充史书的错误和不足，具有重要的作用。1961年5月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碑现立于长乐市郑和纪念馆。 福州抗倭斗争 倭冠为患，早在宋、元时期便有，只是到了明代才变得严重起来。这因为，元末明初之际，日本分裂为南、北朝。其时，西南各领主为筹集饷款，常派武士来中国沿海抢掠；南朝被灭后，部分武士不肯归顺北朝，遂下海为寇。明初，被朱元璋打败的张士诚和方国珍的残余势力，也逃窜到海上，与倭寇狼狈为奸。此外中国一些走私、犯罪分子和海盗，为了共同对抗明朝官府，和倭寇勾结，从而使倭患更加猖獗。 明洪武二年至二十四年（1369～1391年），在短短的22年时间里，倭寇骚扰。倭寇便大举进犯中国9次，其中有4次进犯福建沿海。而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起，福州几乎年年都有倭寇骚扰。倭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严重地破坏中国海防，扰乱东南沿海百姓的正常生活。 在与倭寇斗争中涌现出不少抗倭名将，如张经、陈第、戚继光（ç&è）等。他们为国家安全、百姓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 隆武政权 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攻陷南京，郑芝龙、张肯堂、黄道周等拥唐王朱聿键入闽为帝，改元隆武，升福州为天兴府，号“福京”。这是继南宋之后，福州又一次成为行都。第二年，清兵入闽，朱聿键在汀州被俘，后死于福州。隆武政权仅存在11个月。
耿精忠兵变 清兵入关时，为了利用汉人征服全国，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尚可喜为平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这就是所谓的“三藩”。耿仲明死后，其子继茂承袭王位。顺治十七年（1660年），耿继茂由广东入闽镇守。继茂死后，子精忠嗣立，继续统治福建。由于深恐藩王势力膨胀而危及朝廷，清王朝颁布撤藩令，以致激发了三藩的反满行动。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率先起兵。次年三月，耿精忠在福州响应。他扣押闽督范承谟，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分兵三路攻打浙江、江西和广东，东与台湾联络以为援。但因三藩之间互有矛盾，与台湾的郑氏反清势力也相互猜忌，加上亲信部将的降清，使清廷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康熙十五年十月，耿精忠不得不向清廷投降。康熙二十年，由于部下告发，终被押往北京处死。 圈地、海禁、迁界 清初，朝廷为了加强对福建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五月，清移兵驻守福州，在东门、汤门、水部强迁民居，设“满洲营”。顺治十七年，耿继茂移镇福州，将明“绘春园”辟为别墅，称“耿王庄”（今福州南公园）。接着，下令匡闽县界屋以驻兵；康熙元年（1662年）再匡城外民居7000余间、田园数百亩作为兵营，是为“圈地”。 为了防范郑成功等反清势力，清初，清廷实行残暴的“海禁”。他们禁止闽粤人民渡海前往台湾，还封锁闽浙沿海的1100多处岛屿，给沿海地区的经济和海外贸易造成严重的破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海禁虽严，却仍阻止不了民间的走私活动。于是清廷自清顺治18年（1661年）至清康熙23年（1684年）又施行“迁界”政策。迁界以闽安镇为中心，北至浙江沙埕670里，南至广东分水关1150里。在总长达1820里的闽、浙、粤三省沿岸，凡距海30里内的老百姓一律内迁。福州府所属的罗源、连江、闽县、长乐、福清都在围海迁界之列，共迁地面积6436顷。在迁界范围（包括沿海所有岛屿）内的一切村庄田宅被废弃，城堡台寨尽行拆毁，连各种船只也被烧为灰烬。这样，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只好泣别故土，流离失所，使原本一派生机的千里海滨，竟成荒无人烟之地。迁界不仅破坏航运和海外贸易，破坏沿海人民赖以为生的渔盐业和农田水利事业，而且破坏了明代设立的许多海防卫所，摧残了福建和福州地区一度欣欣向荣的文化。 经济发展 明、清时期，福州农业生产更加多样化，手工业日益发达，出现“被及四方”的商品经济，明中叶以后，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随着商业、造船业和航海事业的发展，福州港更成为明代海外贸易的中心。从而，大大促进了对外交流。
与琉球交往 福州与琉球的交往已久，早在明初洪武、永乐年间，朝廷就赐闽人“善操舟者”36姓赴琉球。明成化十年（1467年）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至福州后，福州与琉球的经济贸易、文化往来更加频繁。福州河口设柔远驿、进贡厂（即琉球馆），凡中国派往琉球的使者及琉球来中国的使者、留学生都经福州转道。福州还出现了主要与琉球贸易的“十家帮”。 琉球馆，原名柔远驿，位于福州市台江区琯后街。始建于清康熙六年（1667年）。为接待琉球国等朝贡宾客和与琉球贸易的场所。当年设有进贡厂，馆舍规模宽敞，民间称之为“琉球馆”。1982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马江海战，辛亥风云 鸦片战争爆发后，福州同全国一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打击。福州的英雄儿女和志士仁人，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近代工业的汽笛、马江海战的炮声、辛亥革命的风云，组成了近代福州一幕幕的历史篇章。 鸦片战争与"五口通商"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即鸦片战争爆发后两年，腐败的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根据这个条约，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从而成为大宗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由于商贸的发展，福州城区日渐扩大，出现了上杭、下杭、中亭等商家云集的街市。同时也出现了外国人聚居的仓山领事馆区。清咸丰三年（1853年），福州成为中国四大茶市之首，进入商业繁荣时期。 然而，福州城区的扩大，带来的仅是洋行林立、洋货满街的虚荣景象。其实质是：福州地区的白银大量外流；福州港由出超变成入超；正在复苏的农业、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航运业几乎被外国的洋船所垄断；民族工商业受到冲击；进而福州的城市经济倒退。同时，随着鸦片的输入，更严重摧残成千上万吸食鸦片者的身心健康，给福州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乌石山教案(çOè)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福州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福州爆发了反对英国人强占乌石山积翠寺的斗争，愤怒的百姓捣毁不法英商的洋行，并狠狠打击鸦片贩子。光绪二年（1876年），乌石山弥陀寺被英国传教士以长期租赁的形式强占。翌年，洋教士藉势欺侮福州市民，激起+民愤，全城奋起反抗。在人证、物证俱在的压力下，英方被迫将弥陀寺、积翠寺等地退还。
林则徐重视海防(ç*è)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侯官（今福州市）人。清大臣、民族英雄，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14岁考取秀才，20岁中举人，22岁受聘于厦门海防同知，23岁被福建巡抚张师诚招入幕府。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十九年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云南乡试正考官，江南道监罕御史，浙江杭嘉湖道，江苏、陕西按察使，湖北、河南布政使，云贵总督等职。历官十余省，廉洁正直，关心民间疾苦，常赈灾救民，故有“林青天”之誉。特别是道光十七年（1837年）任湖广总督后，厉行禁烟。次年底，受命为钦差大臣。十九年四月，他在广东“虎门销烟”的壮举，不仅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并在国际禁毒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为此，联合国于1987年6月，决定将虎门销烟结束的那天——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但因清廷的腐败无能，其后林则徐的宦途充满坎坷，直至被充军新疆。道光三十年（1850年），林则徐告老回到福州，仍以病弱之躯数次察看五虎门、闽安地势，制定防守策略，重修、新修多座炮台，为巩固海防不遗余力。
中法马江海战 清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法国军舰12艘，先后驶进福州马尾港，侵犯中国主权。福州地区的百姓，与清军水师和陆营的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无不义愤填膺，誓与侵略者抗争到底。可是钦差大臣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船政大臣何如璋等人，在慈禧“无旨不得先开炮”的约束下，全面推行“避战求和”的妥协政策。七月初三（公历8月23日），法国舰队对福建水师进行突然袭击，历史上闻名中外的“中法马江海战”就此爆发。福建水师全体官兵同仇敌忾，奋勇杀敌。他们用热血洒写了中国历史上可歌可泣极为悲壮的一幕。在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共击伤法舰5艘，一批法国侵略者被击毙、击伤；但中国方面，在为时不到半小时的海战中，损失11艘军舰、19艘帆船和其他船只，796名水师官兵壮烈牺牲。为纪念中国军民抗击侵略的爱国精神，同年底于马尾马限山麓建造昭忠祠，并立有碑记。 辛亥革命 福州光复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激起全国民众的极大愤慨，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19世纪末，福州的英雄儿女，为推翻封建统治进行不懈的斗争，许多人献出年轻的生命。 反清革命团体和革命活动 中日甲午战争后，全国反清情绪日益高涨，革命运动此起彼伏。福州地区一些进步人士和革命知识分子充分认识到，要反对外来侵略者，改变中国人民被压迫、受奴役的悲惨命运，唯有以革命手段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统治，才是正确的出路。当时，福州藤山（今仓山区）成为革命者从事反清秘密活动的据点，中国同盟会在福州成立支部，各种革命秘密团体相继建立，涌现出许多立志推翻封建王朝的仁人志士。 福州蒙学堂 福州进步人士林白水、黄展云、方声洞等推行教育救国，共同创办福州蒙学堂于文儒坊。学校中有反清秘密组织“励志社”。 武昌起义 福州响应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鼓舞了广大人民的革命信心，各省纷起响应。同年11月5日晚，福州革命党人推举彭寿松为福建同盟会会长、孙道仁为都督、许崇智为革命军总司令，并于11月9日拂晓向清军发起进攻，展开激烈巷战。清总督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尽。10日，革命军生擒清将军朴寿，毙于于山炼丹井旁，福州宣告光复。 在“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下，福州人民反侵略、反压迫、求民主的精神高涨。民国8年（1919年）5月7日、24日，福州学生8000多人冲破重围，到日本驻福州领事馆前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反帝口号。当年6月14日，恒盛布庄老板策划殴打查封日货的学生，学生5伤1死。福建学生联合会组织数千名学生集会，要求惩办凶手。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置之不理。16日，全城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城郊农民拒绝进城卖菜。李厚基恼羞成怒，逮逋学生15人，并将几千名请愿学生围拘在省立福州一中3天3夜。在全国人民强烈抗议下，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电令李厚基释放全部学生，传令凶手归案。当年11月，日本驻闽总领事馆仇视福州人民反日斗争，出动“敢死队”在台江乘机挑衅，枪击学生乃至警兵，捣毁顺记洋菜馆，酿成“台江事件”，震动全国，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政府提出交涉。历时一年多，中国政府终于取得对帝国主义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胜利。民国14年4月1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福州支部成立。紧接着，福州爆发轰动全国的“四七”惨案，数千名学生向省政府请愿，被军警击伤数十人。全城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和军阀罪行。在全市人民压力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民国15年4月初，福州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福州地委成立。从此，继续领导学生运动，大力发动工人、农民，开展工运、农运；执行国共合作政策，协助国民党改组；并从各方面努力，迎接北伐军进入福州。民国16年4月，福州国民党右派势力发动“四三”事变，地委主要负责人徐琛、方尔灏等先后被捕，英勇牺牲。从此，革命暂时转入低潮，中共和共青团进入地下斗争，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民国20年11月，日本炮舰“圆岛”号闯入闽江挑衅。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中华之心已昭然若揭，但福建省政府采取媚日态度，且发布“特别戒令”，禁止反日宣传与集会。全市人民坚决抗议，纷纷起来反对日军入侵。日本飞机对福州城乡狂轰滥炸，对福州和平居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福州两度沦陷，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横行无忌，给福州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福州各种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工农商学兵、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爱国官兵和海外侨胞，怀着拯救中华的爱国之心，以满腔热血，或投入后方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或奔赴前方杀敌，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福州人民的斗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烈历史增添了光荣的一页。 民国22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在江西瑞金与中国工农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同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部反蒋抗日势力，发动“福建事变”。20日，十九路军官兵和福州农、工、商、学、妇女各界民众代表及20多个省、市代表数万人，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同月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正式成立。以后虽然遭到蒋介石的军事镇压，但十九路军官兵和福州人民反侵略、反法西斯的精神鼓舞着全国人民。 民国35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全面内战，民不聊生。当年12月，福州7院校成立“为北大女生被辱声援会”，举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把美军从中国赶出去”。民国36-37年，福州师生多次发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示威游行，举行声援公立中学教师活命索薪的示威游行，以及省立福州中学、私立鹤龄英华中学组织的“民主墙”运动等。这些斗争此起彼伏，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的师生英勇战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福州革命斗争史上写下辉煌的篇章。 1949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从东、西、北三面突入福州市内，并向南追击。7时许全市解放。夜晚，中国人民解放军露宿街头屋檐下，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全市居民、机关、单位予以保护，秋毫无犯。百姓敲锣打鼓上街慰劳解放军。在福州战役和解放平潭岛战斗中，福州地区中共组织和游击队密切配合解放军，侦察敌情，勘察地形，充当向导，截击南逃国民党军，并发动群众，筹粮支前，抢修道路，为福州战役的胜利作出贡献。 返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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