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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潭壳丘头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以及闽侯昙石山、庄边山、白沙溪头和福清东张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的发掘，可知新石器时代福州先民已有原始的艺术活动。

闽侯鸿尾黄土仑、福州北门浮村、昙石山遗址上层、福清东张遗址上中层的考古发现，以及《周官》中“司隶掌帅四翟之隶……蛮隶、闽隶、夷隶、貉隶”的记载，说明一千多年前的商代，福州地区已进入青铜器时代，当时福州先民与中原华夏各族即有较密切的文化联系。

据《史记·越勾践世家》记载，战国时越国被楚国打败，越族人南下进入福建，带来吴越与中原文化。

在闽侯庄边山发掘的九座西汉初期墓葬，发现的陶器和汉五铢钱等文物，可看出闽越人与中原汉人进一步融合同化。

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中，中原长期处于大动荡，中原士民大批迁徙南下，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衣冠南渡”。其中定居福州及其属县的为数不少，据宋梁克家《三山志》记载，这时晋安郡（郡城）在福州人口激增一倍以上。中原汉族士民的大批迁入，有力地推动了福州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谢��、虞愿、王秀之、王德元、范缜、萧机等文学家、哲学家先后任过晋安太守。他们对传播中原文化，推动福州文化的发展，都做出了贡献。两晋时期，佛教开始传入闽中，福州兴建寺庙和浮屠之风日盛，留下许多与佛教有关的艺术雕塑、器皿和建筑。

唐代，福州地区的文学艺术有了新的发展。大历年间，驻节福州的福建观察使李椅、常衮等，都大力提倡教化和办学，对福州地区的文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福州诗歌创作，涌现了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诗人，不少诗人有诗集传世。

唐张固《幽闲鼓吹》记载，唐代宗时（公元762-779年），“元载子伯和，势倾中外。福州观察使寄乐伎十人，使者半岁不得通；窥伺门下有琵琶康仑出入，乃厚遗求通。伯和一试，尽付昆仑”。一次寄乐伎十人，且这十人经考核，都能归属当时号称“长安第一手”的琵琶演奏家康昆仑统领，可见当时福州音乐歌舞的兴盛，和音乐歌舞人才之众多。 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闽县人林滋作的《木人赋》，记述福州当时制作的木偶及其表演，不仅尺寸准确，妆饰俊美，而且表演灵活自如，达到“超诸百戏”的很高的艺术效果。可知当时福州木偶表演和百戏皆已盛行。

唐末、五代时期，中原汉人又一次大规模南迁入闽，进一步促进了福州文化的发展。在王潮、王审知兄弟俩治闽期间，都坚持“保境息民”，使福建社会安定三十多年，福州文化艺术又有了飞跃的发展。据《重篡福建通志》卷二十九《津梁》记载，唐昭宗天复初年（公元901-904年），福州城南安泰桥一带，“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管从柳荫榕叶中出。”清黄任《鼓山志》(ç1è)卷四记载，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闽王秦立涌泉寺，具百戏、香花，诣雪峰请师住持。”清吴任臣《十国春秋》“陈金凤传”记述，闽王王延均（王审知次子）携皇后陈金凤到福州东门外桑溪春游，沿途奏东迎送，“清音入云，观者塞途不能前。”又端午节游西湖，陈金凤作[乐游曲]，命宫女“倚声乐歌之，丝竹管弦，缤纷和奏。”潘守正《雪峰山志》卷五记述，那时闽侯雪峰寺举办佛事活动时，有木偶演出，“日月并轮长不明，木人舞袖向红炉。”当时的福州，不论宫廷还是寺院，不论宗教活动还是商贸活动，都离不开音乐、歌舞、木偶、百戏等艺术活动，而且城市中，已辟有供艺术演出的场所。此外，福州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民歌《月光光》、《赞神曲》也都大致出现于这个时期。

正如清陈衍在《补订<闽诗录>叙》中说的：“文教之开兴，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昌；至宋而日益盛。”

北宋时，福州已是工商业兴盛、港口运输繁忙的繁华大邑，是全国二十一个重要州府之一。南宋时，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朝廷将皇室寝庙及西外宗正司皇族，均移迁福州，更加刻意经营福建。两宋时，在五代闽国的基础上，福州出现经济迅猛发展，文化大盛的局面。民族英雄李纲、文天祥，著名爱国诗人陆游、辛弃疾、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著名理学家朱熹，著名书法家蔡襄，著名学者杨时、赵汝禺，以及庞籍、程师猛、张浚、真德秀、王十朋、叶适等一代名人，都曾在福州任职。他们在福州的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福州文化的发展。宋初，福州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私人图书馆之一的巢经楼，南宋学者吕祖谦的“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窗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一诗，可见当时福州文化教育兴盛之一斑。福州图书刊刻业已十分发达，福州东禅寺、开元寺先后刊刻二部各500多函、6000多卷的佛经，闽县报恩光孝观刊刻的道藏也有540函、5381卷之多。福州还出现了音乐理论家陈旸、刘诜，爱国诗人张元干，理学家陈襄、黄翰，诗人萧德藻、画龙大家陈容，爱国诗人、画家郑思肖等著名人物。

据宋梁克家《三山志》卷四十“土俗类二”、“上元”记载，两宋时福州元宵已有“彩山”，另“观灯”记载“太守以三日会监司……既夕，太守以灯炬千百，群伎杂戏，迎往一大刹中以获胜，州人士女，却立跂望，排众争观以为乐。”可以看出，搭台演出歌舞杂戏，已成当时福州民俗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现陈列于鼓山涌泉寺前(ç1è)的两座建立于北宋元丰五年的千佛陶塔，其佛像、图案精美，烧制精确。《武林旧事》卷二“元夕”、“灯品”中记载，南宋京城元夕花灯中“其后福州所进，则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彻心目。”“灯品至多，苏、福为冠。”都可见两宋时期福州工艺美术水平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元代时，由于元初福建一些归顺元朝的汉人官吏争权夺利和相互火并，元后期福建统治者的内讧和色目人的反叛，使福州连受兵祸。从晋、唐至南宋，福建都是中原人民逃避战乱的世外桃源。而元代福建人民却大量外逃。福州人口由宋时的三十二万一千余户，锐减到不足十八万户。经济、文化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艺术活动也显得颇为萧条。如杂剧《雁门关存孝打虎》的作者，福州人陈以仁就流寓到杭州（孙楷第《元曲家考略》）。元代时福州文化方面值得记载的，是著名诗人萨都刺曾在福州为官，对福州文坛有较大的影响。

明初，由于朝廷采取了一些有益于民众安居乐业的措施，福州经济得以复苏，文化也有了发展，艺术活动亦渐繁荣。当时福清的林鸿，长乐的陈亮、高棅、王恭，闽县唐泰、郑定、周元、黄玄，永福的王儞，侯官的王褒号称“闽中十才子”。他们的诗一改元季纤弱的弊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明永乐、宣德年间，福州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候风出发港，促进了福州与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明代时，福州还出现有经史学家、文学家林瀚，音韵学家陈第，著名诗人、戏剧家曹学佺，著名学者谢肇淛，藏书家、诗人徐渤等文化名人。抗倭名将张经、名相叶向高等，亦有诗文传世。周文靖、郑文临、范元临等，都是在国内有影响的画家。长篇小说方面，也有林瀚编撰的《隋唐两朝明志传》。

据清郭柏苍《乌石山记》卷九“志余”引明谢肇淛《五宵元宵诗》和陈元珂《闽山庙记》，“更说闽山香火盛，鱼龙百戏列齐筵”，“每岁三月三，则聚富室奇玩，竟为杂剧，道神出游。”此外明许旭《闽中记略》、明王世懋《闽部疏》等，也有类似记述。可见明代时，福州民俗节日中演出歌舞杂剧的习俗不仅得以恢复，而且民众更为热情参预。

明嘉靖、万历之后，昆曲在福州已普遍流行，出现了不少昆曲家班。仅从《列朝诗集》丁集,和清《鄞县志》卷三十七“人物传十二”“明六”“屠隆”中，明代戏剧家屠隆到福州参加戏剧活动时“梨园数部，观者如堵”的记载，可知当时福州戏曲班社之多，和观众爱好戏曲之切了。当时福州就涌现了福清何壁、林章，闽县陈介夫、王应山，侯官陈轼等剧作家，擅演大花脸，被称为陈大花的陈一元，和擅演东方朔的“白毛人”等戏曲表演家。戏曲评论方面，谢肇淛，陈第、曹学佺等的论述都甚有见地。明万历年间、福州方言地方戏曲的“儒林班”、“江湖班”、“平讲班”亦逐渐兴起。明成化以后直至清代，福州是朝廷指定的与琉球来往的唯一港口，福州与那霸、长崎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

清代时，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成为日本“黄檗文化”创始人的隐元和尚；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大型类书的陈梦雷；诗、书、画“三绝”的许友；工书善诗的方志学家黄任；经学家和藏书家陈寿祺；编辑《古文折义》、《韩文起》、《庄子因》的学者林云铭；著书达七十余种的梁章钜；编纂《福建通志》，创立“同光体”诗派的陈衍；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家、诗人、画家林纾等，都是很有影响的文化名人。民族英雄林则徐，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林旭，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等，也都给后人留下许多感人的诗文。 （ç*è）林则徐还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各国地理知识书籍的《四洲志》的主持编纂者。他的女婿沈葆桢，又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型高等教育学校——马尾船政学堂的创办人。他们和马尾船政学堂培养出的以严复(çÌè)为代表的一大批人才，对福州近代文化，以至全国近代文化发展，都作了积极的推进。

清代时，福州长篇文学著作亦渐增多。如乾隆年间成书的，长达401回，120万言的福州乡土民俗章回小说《闽都别记》；道光年间魏秀仁的小说《花月痕》；道光年间李桂玉著的，有360卷，484万字的，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部弹词作品《榴花梦》等。戏曲、曲艺活动也有飞跃发展。顺治时，靖南王耿继茂即“带戏子十余班，终日在南门石塔寺演唱”。由于清军的大量驻屯，外来戏曲的微班、昆曲，外来曲艺的打花鼓等，在福州经常演出。福州方言的“儒林班”、“平讲班”、“江湖班”、三类班社逐渐融汇成阵容齐整，规模较大的“闽班”。福州评话、伬艺班等地方曲艺也甚为活跃。此外，还时有“串头戏”（布袋木偶）和纸影戏在乡村城镇演出。

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福州的文化艺术活动更是人才辈出，日益繁荣。中国现代文坛的三位杰出女作家：冰心、庐隐、林徽因都是福州人。冰心和庐隐作为新文化第一代中国女作家出现于“五四”时期新文坛。“新月派”诗人、文学家林徽因又是我国著名的女建筑学家，文理兼通，被誉为“一代才女”。此外，报坛先驱林白水，出版家高梦旦，著名文学家、文学史家郑振铎，革命烈士、作家胡也频，科普作家高士其，作家煨莲、梁敬錞、邵循正，画家陈子奋，电影导演陈怀皑等等，都是现当代有相当影响的文化名人。

“五四”运动后的20世纪20、30年代，是福州文学、艺术活动颇为繁盛的一个时期。许多青年热心于新诗、散文、漫画、木刻、话剧等新文艺形式的创作，当时福州的各报刊，亦多辟有文艺副刊，使这些作品能大量得以刊发。民国25年（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著名文学家郁达夫，“中国诗歌会”发起人蒲风、杨骚，以及诗人、作家、翻译家楼适夷、雷石榆等先后来到福州，对福州新文化活动的开展，对团结福州文化界反帝抗日，都起了新的推动作用。

这时期，电影的放映渐在福州城镇普及。戏剧方面，除了青年学生和职工中蓬勃开展的话剧外，“天蟾”、“上天仙”、“天声”、“南华”等四大京班相继到福州演出京剧。福州地方艺术的闽剧、评话等，也进入了一个繁盛的时期，在福州方言区各县广受欢迎，涌现了郑奕奏等闽剧“四大名旦”，陈春生等福州评话“三杰”为代表的一批表演艺术家。闽剧还到省内其他地市，省外的上海、台湾各地，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各国演出，都普遍受到赞誉。当时，除有《闽剧月刊》专门研究闽剧艺术外，报刊上亦时有研究闽剧等地方艺术的文章发表。

抗日战争开始后，民国27年（1938年）4月后，福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移往战时省会永安，福州许多文艺工作者也随各单位疏散内地。民国30年（1941年）4月至9月，民国33年（1944年）9月至民国34年（1945年）5月，神州两度陷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经济萧条，文化凋零。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又悍然发动内战，福州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人民终日为温饱奔走，为安全担忧，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也处于艰难的境地。但在那艰难的日子里，郭风、赵家欣、周问苍等进步作家，和以名作家王西彦为顾问的“乌山文艺研究社”等的一批文学青年，在福州当时《中央日报》、《福建时报》、《星闽日报》、《民主报》等报刊的副刊上，还发表不少富有战斗精神，具有民主、进步倾向的作品。

1949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福州，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福州的文化艺术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福州解放初期，党和人民政府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对全市各项文化事业进行了一系列恢复、改造和建设工作。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和于该年5月成立的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即着手在福州组织戏曲改革工作。1952年11月底，1953年4月初，又相继成立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福州文化处（1958年改称福州市文化局），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导下，团结全市文学艺术工作者，兴办、管理福州市的文化事业。在戏曲、曲艺方面，举办研究班、讲习班等，对艺人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和艺术水平；组织戏曲、曲艺工作者发掘、整理传统剧（书）目，创作演出新剧（书）目，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还收集闽剧、曲艺等地方艺术文物、史料，进行艺术研究。音乐舞蹈方面，群众性的歌咏活动、舞蹈创作演出活动得到普及，不少优美的民间传统音乐、舞蹈经发掘整理而发扬光大。电影放映方面，建立便于上山下乡为农民服务的电影放映队，修缮城镇原有影剧院并兴建新的影剧院，组织思想内容健康、艺术性较高的艺术节目演出及影片放映。群众文化方面，城乡文化馆、业余剧团、俱乐部的建设也逐步进行。并通过专业、业余会演的评比、展览等形式，促进专业、业余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摄影等文学艺术创作水平提高，为满足群众文化的需求，活跃群众文艺生活，起了积极作用。电影剧本《闽江桔子红》，闽剧《钗头凤》、《炼印》、《六离门》、《荔枝换绛桃》、《夫人城》、《陈若霖斩皇子》、《贻顺哥烛蒂》、《九命沉冤》、《平顶山》，陈子奋的国画，叶大开的摄影等等，都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一部分文艺工作者被错划为右派，一些文艺作品受到错误批判，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期间，群众性创作演出活动十分活跃，出现电影剧本《地下航线》，闽剧现代小戏《劝导员》，诗歌《党》等好作品，涌现了一批文艺创作人才。1959年，从上海引进了以尹桂芳为团长的芳华越剧团；1960年从北京、济南引进了以陶湘为队长的北方曲艺队，丰富了我市戏曲、曲艺的种类。但是“共产风”、“浮夸风”等“左“的思想影响下，也一度违背文艺规律，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口号和要求。1961年后，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福州市文化局通过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贯彻中共中央批准的、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起草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加强和改善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有力地调动了我市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1962年2月，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重新成立，并先后成立了文学、美术、音乐、摄影4个协会，促进了福州文学艺术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闽剧现代戏《红桥》，独幕话剧《喜报传来之后》、《荔枝问题》等较优秀作品。收集、抄录闽剧传统剧目1400多本，评话伬艺传统书目300多本，编印《闽剧历史资料》6集，收集、绘制闽剧脸谱1套，闽剧唱片100多张，闽剧各班社戏单等闽剧历史文物。

1966年5月至1976年9月，“文化大革命”期间，福州市文化局，县区各级文化行政管理机构，以及福州市文联和所属各文艺家协会均被撤消，绝大部分文艺单位被关闭或陷于瘫痪，不少文化设施遭到破坏或改作他用，珍贵的图书、文物、历史资料、档案受到严重损失，绝大部分的文学作品、剧目、书目被批判以至封禁，绝大部分的文艺工作者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工厂。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福州的文学艺术事业也全面地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福州市及各区县市文化局，福州文联及各协会，都陆续得到恢复、充实和发展。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恢复和发扬。随着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地方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年增加,改变了以往单纯靠国家办文化的单一模式，实行了国家、集体、个体一起办文化的新体制。文化队伍更为壮大，文化设施有了进一步的完善。群众文化活动的规模、质量大幅度提高。文学、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美术等的创作以及艺术研究，都取得较显著的成绩。对外、对台文化交流日益增多。 “九五”期间，文化事业出现空前的繁荣。围绕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福州建城2200周年、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及国庆、元旦等，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群众性文艺活动，组织文化下乡，丰富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九五”期间，福州画院落成开馆，市电视中心、市博物馆、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等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2000年末，全市拥有艺术表演团体17个，文化馆13个；公共图书馆15个，总藏书3536万册。

中共福州市市委和福州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文化建设，要求福州市文艺工作者“树立省会意识，创造一流业绩”。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正满怀振兴闽都文化的雄心壮志，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不断努力，为福州市文化事业的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创造二十一世纪的更大的辉煌。